清明，是满目春色的时节，也是追思故人的节日。

300多年前，汉江之畔的洵阳县（今陕西省旬阳市）走出了钟仪杰，迎来了沈天祥。这两位清康熙年间的官员，以清廉自守、爱民如子而双双留名于青史，被当地百姓世代传颂。

在这个气清景明的日子，让我们怀着一份崇敬之情，穿越百年时空，重温两人的为政之德。

清康熙二年的八月，夏日的暑气已经退去，大地逐渐呈现出金黄色。寒窗苦读多年的洵阳县柳村铺人钟仪杰在三年一次的乡试中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又在第二年春天的会试上考中进士，走上了仕途。

这一年，新科进士钟仪杰肩负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使命，一路向东，来到了离家几百公里外的河南息县担任知县。

钟仪杰上任之初，正值息县遭受旱灾，土地焦渴、粮食歉收。百姓食不果腹的现状让钟仪杰心急如焚，他一亩一亩查看耕地情况，思谋赈灾良策。

在钟仪杰的不懈努力下，息县仓廪有余，百姓十分感激他的功德。在嘉庆四年编纂的《息县志》中，钟仪杰被比作干旱时的“膏雨”和洪涝时的“息土”，可见他在当地百姓心中的地位。

钟仪杰因能力出众，调任吏部验封司主事。在他离任那天，息县百姓“歌送满道怀思益切”，为他“刻德政录立去思碑”。

后来，钟仪杰又升任文选司郎中一职。文选司是吏部的核心部门，负责文官的选拔、分配、任免。许多人想通过打通文选司“关节”得到升迁，但钟仪杰丝毫没有沾染当时官场迎来送往贪污腐化的陋习。公事之余，他常常独居家中，闭门谢客。

不久后，钟仪杰被皇帝钦定为广州府知府。明清时期，广州府经济发达、商贸繁荣、文教鼎盛，是世人眼中的“膏腴之地”，但钟仪杰却“洁己奉职，不避权要，不营资产”，深得百姓拥护。

可以说，钟仪杰的仕途十分畅达，但他并没有随着官职的升迁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始终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

临终前，钟仪杰将子孙召集到榻前，语重心长地叮嘱：“我死后，你等不得借机向上官乞怜求助；离府时，也不可带走公家任何东西。”

子孙们恪守其遗言，丧事从简。

有位曾与钟仪杰在吏部共过事的观察使知道这件事后说：“钟君生前为官廉洁，故而身后如此贫寒。且不说没有给子孙留下什么，单这归途万里所需车船之费，从何而来？”于是，致书僚属，倡议为钟家捐资。

然而筹款尚未完成，载着钟仪杰遗骨的船只已经出发了。这位观察使急起直追，才把筹到的钱款送给钟家人。最终，钟仪杰如愿归葬于故乡洵阳。

在钟仪杰离开家乡10多年后，洵阳县迎来了一位浙江鄞县籍知县沈天祥。

沈天祥上任那年，吴世璠派人攻打四川，清政府派重兵前往镇压，要求离四川较近的洵阳县为官军采买军粮。康熙二十一年，又要求洵阳县征调并转运镇安县的军粮到阳平关。

洵阳县所属的兴安州地处秦巴山区，沟壑纵横，土地贫瘠。当地百姓穷困，再承担采买军粮的任务无疑是雪上加霜。

一边是朝廷的命令，一边是百姓的疾苦，是唯命是从还是为民请命？沈天祥没有过多犹豫，他以兴安州属六县“地瘠民贫，不能供应”为由，上书请求减免，获得了批准。

洵阳县自清顺治七年、八年因灾荒奏请减轻粮赋后，每年仍要缴纳2270多两粮银，山僻民贫，常难以收齐，沈天祥再次向上级请求减免。上级派出了使臣来到洵阳县调查，招待上级官员等杂费，都由沈天祥从个人薪俸中支出。薪俸不够了，他不惜借债，甚至变卖了夫人的首饰。

经过沈天祥的竭力争取，洵阳县被批准每年可以减免粮银1700余两，此举大大减轻了当地百姓负担。直到清光绪年间，当地百姓仍“每饭不忘天祥”。

沈天祥担任洵阳知县共15个年头。这15年间，他勤政爱民，“凡可以节民财力者，必昼夜殚划”。

后来，沈天祥因病卒于洵阳官署，葬在了县北草坪铺烟墩岭。因没有回浙江鄞县老家的旅费，沈天祥的家属都留在了洵阳，以务农为生。

光绪年间，洵阳士绅王梦爵等人捐资为沈天祥立了一块碑，记述其一生的功德。

据旬阳市城关镇草坪村的老人回忆，曾经有人以为沈天祥作为一县之长，墓中必定埋有财物，结果将墓挖开后，发现棺材里除了沈天祥头枕的一把松香外，再无他物。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如今的旬阳市太极城森林公园是当地群众休闲娱乐和外地游客登高览胜的好去处。在公园内的郡贤墙上，钟仪杰和沈天祥并排而立，供来往游人追思瞻仰，这是旬阳城给二人的最高礼遇。

一心有民方为好官，好官以其所具有的精神力量光照千秋，是不朽的精神丰碑、强大的前进动力，在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中具有重要价值。

“旬阳自秦时设关置县，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今年，我们计划组建以青年纪检监察干部为主体的清风宣讲团，充分挖掘和宣讲钟仪杰、沈天祥等古代廉吏的廉洁故事，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旬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宋晓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