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回老家，专门去了趟老屋。

老屋是父亲生前所建的一座土木结构石板房，现已近二十年无人居住了——屋顶有几块石板出现滑落，西南角的墙体因雨水冲刷，出现了几道凹槽。自从多年前从老屋搬离后，老屋就变得空荡荡的，只放着一些用不上的老物件：晒席、风车、奶奶的衣箱、母亲陪嫁的木柜……

打开门锁，在火塘靠窗的墙壁上，挂着一把算盘，阳光从楼上的窗户照进来，刚好落在上面，反射出温暖而清亮的光芒。

这是父亲生前所用的算盘。这把算盘陪伴他走过了一生。

父亲出生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在他开始上学的时候，正遇上农业合作化运动，仅仅上了一个星期学的他，为了帮爷爷奶奶多挣一点工分，不得不辍学回家，给集体放牛。

虽然离开了学校，但父亲有着好学的天性和极高的悟性，他会随时向识字的人请教学习，尤其是成家后向高小毕业的母亲学习，到了土地到户当了组长之后，他已经能够在村民大会上流畅地读完一份文件了。

当然，最让我们崇拜的是父亲能打得一手好算盘。父亲打算盘是跟表叔学的。表叔原来是医院的医生，因为家里人口多，在医院里的那点工资维持不了家里的生活，于是，他从医院辞了职，回家一边做农民一边行医。看着表叔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地响，父亲也动了心，他请求表叔教他。听奶奶说，父亲就跟着表叔学了一中午，他就记住了口诀，回来就能用算盘开始算账了。后来母亲做了合作社的出纳，有时候需要算账，她用笔算一遍，父亲再用算盘给算一遍，如果母亲的计算有错误，父亲通过算盘都能给发现，及时进行纠正。据说母亲做出纳的账务从没出过差错，这大概也得益于父亲的帮助。

父亲闲暇的时候，也会教我们打算盘。他先教给我们口诀，先是教加减，然后教乘除。他说，记口诀是入门，是基本功，也是规矩。口诀记不住或者记错了，算账就会出错，就会成为糊涂账。可是，我们兄妹们往往懒得很，加减法都记得清清楚楚，可乘除法既记不住又打不来。每每这时，父亲就给我们演示，一边念着口诀一边打。算珠在他手指的拨动下，上下翻飞，发出清脆的声响，就像是在演奏着一曲清越动人的音乐。

父亲一生建房无数，我们自家曾经建过两次房子，而大多数时间里，他都是在帮别人家建。土地到户后，父亲忙了就种地，闲了就帮别人家建房子。本村里都是帮忙，别村的人请他，就会给予一定的报酬。有的人信任父亲，就会把整个工程托付给他。这个时候，父亲就会约上院子里的叔伯兄弟们，十几个人，早出晚归，挣点钱补贴家用。工程是多少钱包下来的，父亲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到最后，一个工折合多少钱，他把大家约到家里一起算。雇主给结账的时间一般都是在腊月的时候，往往是第一天晚上雇主来结账，第二天父亲就会逐一通知一起去干活的人，让晚上到家算账。白天忙，晚上聚在一起，既是算账，又是聊家常。每当这时，母亲就会去厨房准备饭菜。父亲和大家坐在火塘旁，先喝喝茶，抽抽烟。等到火烤得浑身暖和，精气神都足了，然后开始算账。一个人报工，父亲打算盘。他左手执着算盘，右手的大拇指、食指、中指不停地上下拨动，算珠随着他手指的拨动上下翻飞，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用不了多久，总工数，一个工折合多少钱，都算得清清楚楚。父亲把钱逐一发到每个人手上，然后就是烤火，喝茶、聊家常。等到母亲从厨房走出来，说一声：“收拾桌子。”父亲就赶忙去擦桌子，我们就帮着摆放板凳、筷子和酒盅。忙了一年，大家坐在一起，划拳喝酒，一直喝到夜深才散。

一九九七年的夏天，父亲在劳作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胳膊疼，他让我去请了村上一个会治跌打损伤的人来给看，来者给揉捏了一番，留下了几张膏药。那个时候，我考到了外地读书，眼看着开学日近，我担心他的胳膊，但父亲却一再说没事，让我安心去学校。

当我放长假回来的时候，才知道父亲去了县医院住院。母亲说父亲手臂的疼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严重了。这些疼痛折磨着他，让他整夜整夜不能入眠。无法入睡的那些夜晚，父亲就起床，坐在灯下，整夜打着算盘，他把手上的那些账务都计算得清清楚楚，把需要给别人的都一一写在账本上。

父亲被诊断为肺癌晚期。医生说，太晚了，已经没有手术的必要。父亲自己执意要回家。回家后，来看望父亲的人很多，他们都谈起父亲为人的种种优点，说父亲当组长也好，带着大家包工挣钱也好，都宁愿自己吃亏，也不愿占别人一点点便宜。

那一年的冬天，火塘里整日炉火熊熊，但父亲再也没有拿起过他的算盘。父亲去世的时候，漫天大雪，那漫天皆白的颜色，像极了他清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