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对有段记载很感兴趣。曾国藩担任湘军最高统帅之后，每年寄回家的银两不过一百两。其弟曾国荃翻修老宅，花费了五千两银子，曾国藩写信痛斥，说“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

曾国藩一生，对祖父质朴的做人道理始终不忘，时时用来自我警醒，并多次写信告诫兄弟及子侄。他常常引用其祖父星冈公的话：晓得下塘，要晓得上岸；怕临老打扫脚棍。星冈公这种质朴的做人道理，使曾国藩在功成名就之后依然能保持清醒头脑。

一个人的气质、禀性、生活习惯、处事风格，绝大多数来自家庭的影响。西方心理学特别强调原生家庭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中国是一个以孝道为伦理基点的国家，家庭教育、家族教育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国家教育机构的影响。《弟子规》《三字经》教导儿童遵循做人的行为规范，《幼学琼林》培养人的道德礼仪，这些都是由家庭教育完成的。孔子为儒家学派奠定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道德标准，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君子，首先看他是不是遵循孝道，看他是否具备高度的理性、自律、责任感。

历代家风家训中最有名的文章是诸葛亮的《诫子书》。在这篇文章里，诸葛亮重点告诫儿子要淡泊名利、努力成才、修养品德、珍惜时间。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在长大后果然不负父亲嘱托，与邓艾在绵阳浴血奋战后身亡，其子诸葛尚听说父亲战死后，也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悲壮战死。后来连司马炎都感慨三代人的忠勇。另一个有名的人物是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司马谈眼中，真正的孝是扬名立万以显父母。因此司马迁在受了宫刑之后，即使耻辱难灭，也不忘完成父亲遗训。历史上明确反对贪污腐败的家族中，包氏家族声名远播，包拯的族谱中记录着子孙后代若有贪赃枉法者，不得入祖宗坟茔。这是包拯为后辈划定的为官红线。而历经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的海瑞，因自幼极其严格的家风，和近乎严苛的儒家思想教诲，终身持守清廉，在复杂的官场倾轧下，不改初衷，大胆揭发官场弊端，成为光耀古今的一道清流。

中国的传统教育特点决定了人的思维习惯，因家庭和家族的影响，即使是粗通文墨的朱元璋，在建立大明政权后，也不辞辛劳，为子孙后代定下了详细的训诫，细致到吃饭、穿衣的训导。

家庭的风气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水准。有的家庭立家风于行为举止，有的家庭以书面文字训诫子弟。家风谨严、注重道德建设的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终生的，会为他将来从政筑起堤坝。古代家训多强调节俭，因为对物质条件的态度是一个人是否会滋生贪欲的根本。一些出身贫困家庭的干部，通过自身努力考上大学，在工作单位上积极进取，获得多项荣誉，却在掌权之后被利益引诱，由贪小利走向贪大利，一步步滑向腐败的深渊。这种思想的薄弱性很多时候来自人的贪婪本性，和自我遏制能力的欠缺。其次，也来自各种势力的攀附。孟子曾说“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曾经恪守的道德原则往往会在权力增长后，因为他人牟利获得心理满足或物质回报，从而改变初衷。

费孝通认为，中国人的智慧是靠老一辈人一代代传递的，这种特殊的学习方式使言传身教显得格外重要。家风建设是根基，党风廉政建设是国家层面的制度约束。只有个人的自律与国家的制度规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起到反腐倡廉的作用。随着法治体系的完善，廉政建设由道德自律走向了法律监督，反腐倡廉也走向了新的时期。发达的信息网络、丰富的物质生活将会促使人的欲望与追求更多样化，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今天的社会万象会给每个人带来新的考验，也使道德自律显得更加重要。反腐需要从根源开始，做好根基建设，倡导良好家风，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加强廉政建设宣传，注重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从源头遏制贪腐，从制度完善追责，从信仰培育人格。追问人生的终极价值，降低物质的享受欲望，自觉抵制诱惑，普通大众要提倡生活的从简去奢，党员干部更要修身、慎独，理智看待享乐之风，坚决恪守做人底线，警惕思想道德的滑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