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子，在中国传统中有太多的意味。
     几千年来，由最初的一种单纯的交通工具演变为财富、权力、等级的隐喻，轿子成为中国传统权力社会不平等的最大标志物，离不开权贵们的推波助澜、兴风作浪。在太平天国时期，轿子的等级制度和权力观念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疯狂程度。1853年3月，太平军攻破南京时，太平天国各级官僚从六丞相至16等的两司马共计62699人，如再加上各级“职同”官、“军中”官、“朝内”官、“守土”官、女官等，总计男女官数30余万。各类官员按级别享受权力，按级别享受待遇。天王轿子规定为64人抬特轿，东王轿子为48人抬大轿，依次递减，但就连只管25人的小官两司马的轿子也是4人抬“小轿”！太平天国官轿轿夫当以百万计，如果所有官轿同时在国都出动，那么即使填塞所有大街小路也根本容纳不下。就这样，数以几十万的轿子抬着太平天国政权一步步走向了灭亡。
    轿子，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交通工具，在中国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尚书•益稷》中记载：大禹自述其治水经过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予乘四载，随山刊木。”“四载”中的“欙”就是原始的轿子。然而，在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对轿子的使用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唐初，轿子只是皇帝和嫔妃的代步工具，其他人没有资格享用。到了唐武宗年间，规定虽然有所放松，但也只允许三品以上的官员和患病体弱或年老辞官的人员坐轿。宋初沿袭五代舆服制，官吏只准骑马不得坐轿。1368年初，朱元璋戎马数十年才以暴力得天下，为了防止统治体制腐化堕落，曾严令文武官员只能骑马，不得坐轿。隆庆二年，应城伯孙文栋违例乘轿被百姓告发，立刻被罚停俸禄。从景泰到嘉靖以后，因乘轿违制僭越层出不穷，轿子也成为官吏集团内部相互倾轧弹劾的最佳借口。但即便如此，还是阻挡不了权贵们对轿子的热衷和追捧。到了清代，关于轿子的等级制度和权力文化达到登封造极的程度，骑马和乘车则被认为是下贱的行为，以至于八旗将领上前线指挥作战也都是坐着轿子前去。
     从代步工具到权力象征，从帝后专用到基层泛滥，轿子的繁荣史其实也是中国权力垄断者的灭亡史。以时下的“四风”可以对轿子的演变加以剖析。从官僚主义：在中国古代，为维系统治的需要，向来鼓吹的是“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官员处在金字塔的顶端，需要与被统治阶层鲜明的区分，从服饰到仆从甚至是住宅出行与普通百姓泾渭分明，其本质都是为了体现这种差别。而轿子以器物的形式表现了等级社会中的人格优势，这既是为了显示官僚阶层威权，也是为了更多吸引社会精英分子纳入体制内，维护皇权长治久安。从形式主义：封建时期，各个朝代都将“礼”作为治理国家的一种重要体系。“礼”其实是一种等级制度，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而“分别礼数，莫过舆服”。随着官僚体系的不断完善，出现了专门为维护阶层地位与身份认同的“舆服制度”，舆服制中的“舆”指的就是轿子，自然也要分三六九等。当众多的中下层官员在无法达到其政治和权力欲望时，往往会通过与制度的一次次博弈，在僭越中达到心理满足。轿子就成为腐败的代名词。从享乐主义：作为交通工具，轿子的的舒适性是显而易见的。无风雨之虑，无骑乘（车船）之苦，安全方便。轿子也称为“肩舆”，“舆”即车厢，就是直接将人做为轮子，这种通过压迫他人的方式可大大地满足作为人上人的虚荣心，所以乘坐轿子自然是一种作威作福的乐事。从奢靡之风：当轿子成为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时，越来越奢华就只是个必然了。左右不过朝庭买单。御民无数、一呼百应的上官若只乘两人小轿岂不寒碜？所以明代首辅张居正55个平方有客厅、有卫生间的32抬巨无霸轿子也就不那么惊世骇俗了。
    古代官员出行坐轿子，今日官员往来乘公车。据保守统计，我国公车总数超过200万辆，每年支出达1500 亿元，成为三公消费的核心，其阵势尤胜太平天国时期的轿子。古人之鉴，今人之书，亡羊补牢，未为晚亦！